编者按：2024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于9月13日至17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盛大召开。会上，泌尿系统肿瘤领域的多项关键研究备受瞩目。《肿瘤瞭望-泌尿时讯》特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郑伏甫教授，直击现场，深度解析大会重磅研究成果，分享其团队在泌尿领域的最新突破，及靶免联合治疗在晚期肾细胞癌（RCC）中的前沿进展，并展望晚期肾癌治疗的光明未来。

 

郑伏甫教授：ESMO大会上，有3项重磅的泌尿肿瘤研究可以为临床实践和研究带来启示。

 

首先，在前列腺癌领域，EORTC-GUCG 1333/PEACE-3临床试验（LBA1-A randomized multicenter open label phase III trial comparing enzalutamide vs a combination of Radium-223(Ra223)and enzalutamide in asymptomatic or mildly symptomatic patients with bone 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mCRPC):First results of EORTC-GUCG 1333/PEACE-3）的初步结果令人振奋。这是一项随机、多中心、开放标签的III期研究，旨在评估在无症状或轻微症状的骨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患者中，镭-223联合恩扎卢胺相较于单独使用恩扎卢胺的疗效。研究的主要终点——放射影像学无进展生存期（rPFS）的显著改善，预示着这一联合疗法可能为晚期mCRPC患者带来更为积极的治疗前景，无疑为前列腺癌的治疗策略增添了新的有力武器。

 

其次，在膀胱癌领域，NIAGARA试验（LBA5-A randomized phase III trial of neoadjuvant durvalumab plus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radical cystectomy and adjuvant durvalumab in 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NIAGARA)）的突破性成果同样引人注目。该随机3期试验探索了新辅助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随后进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及辅助度伐利尤单抗治疗在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患者中的应用。结果显示，与单独使用新辅助化疗相比，该联合治疗方案在MIBC患者中显著延长了无事件生存期（EFS）和总生存期（OS），且未对手术完成率造成负面影响。这一发现不仅强化了免疫疗法在膀胱癌治疗中的地位，也为MIBC患者的综合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最后，在肾癌领域，TACITO试验（LBA77-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versus placebo in patients receiving pembrolizumab plus axitinib for metastatic renal cell carcinoma: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randomized phase II TACITO trial）的初步结果为我们揭示了肠道菌群在免疫治疗中的潜在作用。该研究探讨了粪便菌群移植（FMT）是否能增强转移性肾细胞癌（mRCC）患者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VEGFR-TKIs）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疗法的反应。初步结果显示，FMT可能有助于提高基于ICIs的疗法在mRCC患者中的疗效，这一发现为晚期肾癌的治疗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强调了肠道微生物群在癌症免疫治疗中的重要性。

 

郑伏甫教授：我们的团队在泌尿领域，特别是肾癌和前列腺癌方面，进行了多项前沿性的探索。针对高危的局限性肾癌，我们致力于术后辅助治疗的模型建立，以期通过精准治疗提高患者的预后。同时，我们也对非透明肾细胞癌的预后及疗效评估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工作对于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虽然部分研究成果的数据尚未正式公布，但我们的研究正在稳步推进，并有望在未来为临床提供新的治疗策略。

 

此外，一些研究生团队还在前列腺癌领域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PET/CT成像技术的应用。在局限晚期或高危前列腺癌中，我们利用PSMA成像技术来预测患者的术后影像、生化复发及隐性复发情况。这一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评估患者的预后，也为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提供了有力支持。

 

郑伏甫教授：在ESMO大会上，关于晚期转移性肾癌（aRCC）的靶免联合治疗研究取得了多项令人瞩目的进展。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TACITO试验外，还有两项研究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盛锡楠教授等主持的ETER100研究（LBA76-Anlotinib in combined with anti-PD-L1 antibody Benmelstobart(TQB2450)versus sunitinib in first-line treatment of advanced renal cell carcinoma(RCC)-A randomized，open-label，phase III study(ETER100)，对比了安罗替尼联合PD-L1单抗贝莫苏拜单抗（TQB2450）与舒尼替尼作为晚期RCC患者一线治疗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靶免联合组在无进展生存期（PFS）上取得了显著延长，这一发现为晚期RCC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和希望。

 

其次，CheckMate 9ER研究（1694MO-Novel serum glycoproteomic biomarkers predict response to nivolumab plus cabozantinib(NIVO+CABO)versus sunitinib(SUN)in advanced RCC(aRCC):Analysis from CheckMate 9ER）同样带来了振奋人心的结果。该研究探讨了蛋白质岩藻糖基化和唾液酸化机制在驱动aRCC对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卡博替尼和舒尼替尼耐药性方面的潜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在aRCC中，涉及补体级联反应和脂质代谢的血清糖蛋白能够作为预测患者对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卡博替尼与舒尼替尼反应的重要生物标志物。这一发现不仅为我们理解肾癌的耐药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未来的个体化治疗策略制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郑伏甫教授：晚期肾癌的治疗正经历着诸多创新与突破，这些进展有望在未来深刻改变我们的临床实践。首先，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从单靶点治疗到靶免联合、双免联合等，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然而，如何精准地选择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成为了当前研究的热点。基于生物标志物的方法，特别是通过基因组学、RNA测序、体系突变分析以及免疫组化检测等手段，我们正逐步揭示肾癌的分子机制，并据此进行更为精准的治疗分层。

 

具体来说，通过基因测序，我们已发现如VHL、BAP1、SETD2、PBRM1等基因变异与肾癌预后相关，但这些发现尚不能全面覆盖所有肾癌类型。因此，未来我们可能会采用多基因组合检测（panel）的方式，以更全面地预测治疗效果。同时，RNA测序技术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将肾细胞癌细分为7个亚型，这些亚型的识别对于指导治疗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某些亚型可能对TKI单药治疗敏感，而另一些则更适合联合治疗，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过度治疗，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单细胞测序和全外显子测序等技术的应用，也将为我们提供更加精细的患者基因信息，有助于实现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在生物标志物方面，循环中的肾损伤分子1（KIM-1）水平的研究也显示出其在肾癌治疗和预后评估中的潜力。特别是IMmotion 010研究的结果，提示KIM-1的高表达可能与较差的预后相关，并可能在良性和恶性肿瘤的区分中发挥作用。尽管尚未应用于临床，但这一发现为未来的辅助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线索，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判断患者的治疗需求。

 

最后，CT纹理分析（CTTA）等影像学技术的进步，也在晚期肾癌的治疗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CTTA，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患者的治疗反应和疾病进展情况，从而制定更加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随着这些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晚期肾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将得到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