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放化疗是不可手术局部晚期患者的标准治疗手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联合Pembrolizumab治疗是否能进一步提高疗效呢？摘要号为9008的研究通过一项非随机研究探索了这个问题。

 

这项II期、多队列研究纳入病理确诊的不可手术切除的IIIa-IIIc期患者，患者至少有一个可测量病灶。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在第1周期化疗开始，接受最多17周期的Pembrolizumab治疗并在第2-3周期接受标准剂量放疗(共计60Gy)联合紫杉醇+卡铂(队列A)或培美曲塞+顺铂(队列B)治疗。主要研究终点为独立评审委员会评估的ORR。安全性在所有患者中进行评估，疗效在随访超过15周的患者中评估。

 

截止到2020年1月，队列A和队列B分别入组112例和73例患者，分别有63例和52例患者仍然在接受治疗，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8.3个月和5.8个月。两个队列的ORR分别为67.0%和56.6%，治疗相关的3度及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64.3%和41.1%，其中，3级及以上肺炎发生率分别为8%和5.5%。目前队列A的入组已经结束，队列B仍然入组中。

 

研究结论：在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中，Pembrolizumab联合同步放化疗显示了有前景的抗肿瘤活性。

 

PTI-1研究是一项随机、II期开放标签研究，旨在探索对于IIIA(N2)的非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前接受培美曲塞+卡铂+贝伐珠单抗(队列A)或联合放疗(队列B)的疗效及安全性。从2013年10月至2017年6月，两组分别入组42例和40例患者，化疗及贝伐珠单抗均为3周期标准剂量，放量总剂量为45Gy，主要研究终点为2年PFS率，关键次要终点为OS、ORR、病理学完全缓解率和安全性。

 

两组之间的临床病理特点均衡可比。联合贝伐珠单抗组和联合放疗组的手术率分别为88.1%和92.5%，完全切除率分别为81.1%和91.9%，2年PFS率分别为36.8%和50.0%，2年OS率分别为80.5%和80.0%，ORR分别为50.0%和60.0%，完全病理学缓解率分别为8.1%和10.8%。3度及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21.4%和20.0%，两组在诱导治疗期间均未出现致死性不良反应，但联合贝伐珠单抗组有2例患者死于支气管胸膜漏。

 

研究结论：化疗联合局部放疗作为诱导治疗展示了更好的疗效及安全性，作为III期临床研究的治疗选择。

 

肺叶切除是I期肺癌患者的标准治疗，术后有胸膜侵犯或脉管侵犯的患者，接受术后辅助化疗能否改善预后目前尚有争议。摘要号为9022的研究，借助NCDB大数据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这项研究共纳入2010-2015年NCDB数据库共计34556例接受肺叶切除的患者，肿瘤直径≥2cm且有胸膜侵犯和/或脉管侵犯的患者称为高危组。研究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男性。年龄≥60岁、有并发症、非鳞癌及中低收入的患者，预后更差。通过倾向性得分匹配校正后，高危组患者接受辅助治疗预后更好，两组5年OS率分别为74.7%和66.9%(P=0.002)；而对于非高危组患者，是否接受化疗并不影响患者预后，两组的5年OS率分别为75.8%和77.1%(P=0.3)。

 

研究结论：对于直径≥2 cm且有胸膜侵犯和/或脉管侵犯的I期NSCLC患者，术后辅助治疗可以改善患者预后。

 

cf-DNA作为微创手段在指导晚期肺癌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早期患者中，cf-DNA的动态监测能否判断患者预后呢？来自我国的学者通过一项前瞻性研究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数据。

 

这项研究共纳入123例可手术切除的I-III期NSCLC患者，分别对患者术前、术后外周血及术后组织标本进行二代测序。如在外周血中检测到1个以上组织中的驱动突变，则认为cf-DNA为阳性。外周血分别在术前、术后1月内及术后随访时，每3-6个月进行采集。

 

从2016年6月到2019年2月，研究共纳入119例患者，26.5%的患者术前可以检测到cf-DNA，其复发风险为术前阴性患者的3.9倍(HR=3.90，95% CI: 1.44-10.58， P=0.004)，11.2%的患者术后1月内仍然可以检测代cf-DNA，其疾病复发风险是阴性患者的3.54倍(HR=3.54，95% CI: 1.22-10.23，P=0.002)，在术后随访过程中出现cf-DNA阳性的患者，其复发风险可提高9.17倍(HR=9.17，95% CI: 2.60-32.42，P＜0.001)。通过动态监测cf-DNA，可先于影像学4.23个月发现疾病复发。

 

研究结论：术前及术后动态监测cf-DNA可有助于识别高危复发的患者并可以较影像学更早的发现疾病复发。

 

MET第14外显子突变约占NSCLC患者驱动突变谱的3%，在晚期患者中，这一突变研究较多，但在早期患者中研究相对较少。摘要号为9042的研究借助丹纳法伯癌症中心和凯特琳癌症中心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可手术的患者中，这一突变在腺癌和非腺癌中发生的比例分别为2.9%和1.4%。131例患者接受手术治疗(I期、II期和III期肺癌患者分别有73例、28例和30例)，患者中位年龄71岁。不同分期的患者TMB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最常见的突变类型及比例分别为MET扩增(5.3%)、CDK4/6扩增(19.1%)、MDM2扩增(35.1%)、TP53突变(17.6%)和CDKN2A/B缺失(9.2%)。I-III期患者的中位DFS分别为8.3年、2.6年和2.1年，中位OS分别为9.2年、未达到和4.1年。同时合并MET扩增的患者，疾病复发风险提高4.9倍(HR=4.9，95% CI：1.8-13.1；P=0.002)。

 

通常，基于肿瘤原发灶和转移淋巴结进行的PD-L1检测均可以指导临床用药。但两者之间存在多大程度测不一致呢？今年ASCO，摘要号为9044的研究借助手术标本及配对的淋巴结标本，分析了这一问题。

 

研究共纳入500例接受手术切除及淋巴结清扫的患者，患者既往未曾接受术前诱导治疗。PD-L1检测采用22C3进行。结果发现，原发灶PD-L1＜1%、1-49%和≥50%的患者占比分别为55.6%、34.6%和9.8%。23%的患者原发灶检测结果和淋巴结的检测结果存在不一致性。原发灶显示＜1%的患者，94%的淋巴结标本显示同样的结果；当原发灶显示为1-49%时，分别有60%显示一致，36%显示为≤1%，4%的患者显示为≥50%；当原发灶显示为≥50%时，分别有44%和10%的患者显示PD-L1表达在1-49%和＜1%。

 

研究结论：23%的患者在原发灶和转移灶中显示了不一致的PD-L1表达水平，淋巴结中的表达水平通常低于原发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