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洁教授，恭喜您作为项目负责人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国家精准医学的目标之一是“以我国常见高发、危害重大的疾病为切入点，实施精准医学研究的全创新链协同攻关”，能与我们谈一下为什么国家精准医学研究投入大量的资源支持“肺癌”领域的精准医学？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希望以临床应用为导向，形成对肺癌的风险评估、预测预警、早期筛查、分型分类、个体化治疗、疗效和安全性预测及监控等精准预防诊治方案和临床决策系统，为显著提升人口健康水平、减少无效和过度医疗、避免有害医疗、遏制医疗费用支出快速增长提供科技支撑，实现肺癌领域的“精准医疗”。

　　我国癌症发病形势严峻，发病率与死亡率呈持续上升趋势，同时，因肺癌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因乳腺癌、结肠癌和前列腺癌发病死亡人数的总和，成为我国癌症第一死亡原因。肺癌给患者、患者家庭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与压力。国家希望通过开展“精准医学研究”，对严重威胁人民生命与健康的恶性肿瘤做到有效防控，打响这场生命保卫战，肺癌是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之一。

　　我国精准医学提出了对肺癌的风险评估、预测预警、早期筛查，目前肺癌早期诊断在整个肺癌诊疗过程中处于一个什么地位？

　　肺癌的早期筛查与早期诊断是肺癌诊疗的“源头”，对于整个肺癌诊疗体系意义极其重大。肺癌早期多无特异症状，目前约75%的患者就诊时已处于疾病中晚期，尽管近年来肺癌的化疗、分子靶向及免疫治疗等方面取得了诸多进步，但晚期（Ⅳ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4.2%。研究表明，如果在肺癌的早期阶段（Ⅰ期）进行手术切除，患者的10年生存率可达92%。因此，肺癌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是改善肺癌预后的根本出路。

　　从血液中进行肺癌筛查，之前被认为很难实现，2012年英国NHS开展了基于肺癌七种自身抗体的12000个肺癌高危人群的筛查，美国2015年选择低剂量螺旋CT对“50岁以上肺癌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如您刚才所说，肺癌筛查与早期诊断是肺癌诊疗的“源头”，您能否从国家精准医学的角度谈一谈肺癌的“精准发现”？

　　目前全球肺癌早期筛查有两大技术途径，一是影像学技术，另一个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影像学主要通过人体器官在组织影像学上的变化进行检测，低剂量螺旋CT肺癌筛查技术路径以美国为代表。但它存在很多弊端，基于低剂量螺旋CT的筛查引起的多次累积辐射暴露的致癌风险与高假阳性带来的过度医疗，也引起全球对于低剂量螺旋CT肺癌筛查技术手段的很大争议。

　　目前全球肺癌早期筛查另一个技术途径是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是通过血液中分子生物水平上的改变进行检测，该技术路径以英国NHS在2012年的七种肺癌自身抗体筛查研究为代表，我们CFDA也批准了我国首个用于早期肺癌血液检测的产品--“肺癌七种自身抗体检测”，对于精准发现早期肺癌患者意义重大。

　　同时，未来肺癌“精准医学”早期诊断的方向是希望能够通过血液在分子分型层面了解更多肺癌信息，实现肺癌的精准诊治。例如，目前肺小结节高发，仅有很小一部分是肺癌，区分肺癌和良性结节意义重大；同时，有的肺癌患者进展很快，需要及时干预与诊治，而有些表现为惰性肺癌，五年或者六年内肿瘤都不会进展，我们需要从肿瘤分子分型层面在血液里得到相关信息，清楚了解肺癌战斗的源头，实施“精准发现”和“精准打击”。

　　对于肺癌分子分型指导下的个体化诊疗，哪些地方值得我们期待？

　　分子分型指导下的个体化治疗对于指导肺癌诊疗至关重要，基于外周血ctDNA和CTC的实时、定量、动态多基因检测是肺癌精准治疗的基石，如何标化和优化NGS检测技术及建立标准化生物信息分析体系是未来其能否进入临床常规应用的关键。

　　今年CSCO的一大亮点是赫捷院士的一篇重要文章，该文章是建国以来所有自然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中SCI影响因子最高的，137分，也是我国首次在国际著名杂志《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上发表的文章，这对于肿瘤大数据统计、肿瘤防治政策制定、肿瘤的规范化治疗、指南标准的制定与中国癌症精准医学未来发展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希望以临床应用为导向，寻找肺癌分类分型及预后判断相关的基因组学特征谱，并实现更为精确和精细的疾病分类、分型，为我国患者精确诊断和精确治疗的标准化提供依据，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