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瞭望》：您是著名的临床肿瘤学专家和血液学专家，您是如何成长为一名临床肿瘤学家？

　　Yu教授：对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来说，我们必须关注如何才能将那些干劲十足的、最优秀的新人们吸引到我们的领域中来。事实上，我们近期已经征询过ASCO的领导人和成员们，是什么让他们决定成为一名肿瘤科医生，且在何时做出这个决定的。答案大多数为在医学院的时候，在他们进入医院成为实习生或住院医师获取更多临床经验之前，他们就已立志要成为肿瘤科医生了。

　　我们现在正在思考的问题正是我们该如何伸出双手引领年轻的医学生进入到肿瘤学领域中。在美国，传统的医学院校通常是以器官组织系统为基础进行授课，因此有可能是呼吸科医生或心内科医生来给学生授课。但这些老师并非肿瘤科专家，因此我们需要与学生们有更多的接触。

　　我对肿瘤学的兴趣萌发得很早，医学科学的意义、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迷人本质，这些先进技术如何应用于患者以及在此过程中一直扮演“先锋”角色的肿瘤学的表现等等，这些都激发了我对肿瘤学的浓厚兴趣。当我开始诊治患者时，那些患者是如此的无助，甚至我们能做的任何事都可能派上用场，他们也对医生满怀谢意。我十分享受这个帮助与感恩的过程，我对肿瘤学的兴趣也因此进一步加强。

　　《肿瘤瞭望》：本届ASCO哪个主题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Yu教授： 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ASCO年会作为肿瘤学领域的最前沿，它非常出名，每年均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们在此分享他们的想法和研究。但我要反问一个问题了，什么是学习？只是了解到某种治疗的获益有统计学意义，这不是真正的学习，因为我们并未问到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如此治疗患者吗？知道可以这么治疗是一回事，但你真的应该这么治疗吗？

　　今年，在我们最重要的演讲、分析和演讲后讨论部分都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项研究在临床中的真正应用价值是什么？它真的可以显著缓解癌症吗？所谓的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其实只是指一或两周的生存获益，还是比这再多一点的获益？临床获益是否只考虑了生存期获益而不管是否带来了高毒性？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专攻这个问题。

　　为了最好地服务于病患，不仅需要为患者带来传统意义上的获益，而且需要考虑到一系列治疗带来的问题，例如治疗的花费、经济负担、治疗的副作用和药物毒性，这些都是科学界应尽的义务。

　　《肿瘤瞭望》：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成立于50年前，因此，2015年是ASCO即将开始的一个新篇章，作为2015年的ASCO主席，您的任期计划是什么?

　　Yu教授：在本届ASCO年会上，我们共吸引了约35 000名与会者参加，其中将近一半的人员来自美国之外的国家。作为一个学会，我们也有约35 000名成员，其中约1/3来自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当前，美国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一代或二代移民，例如我来自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加利福尼亚，超过一半的加利福尼亚居民已非欧洲白人后裔。这让我越来越相信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中。ASCO要服务的成员、患者以及癌症团体数量非常庞大，因此我们需要与其他国家的专业协会形成联盟共同努力。CSCO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我就参加了，今年将会继续在广州召开。类似的机构还有CAHON，中美血液学和肿瘤学网站，CAHON是由ASCO成员组成，并和中国医学届保持着密切联系。

　　我想致力于的正是加强这些纽带，帮助大家理解ASCO如何帮助其他国际社团，并告诉大家我所想的其实是很多人的共同关注。我们在美国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在其他国家也会出现，但我们需要找出这些问题。

　　《肿瘤瞭望》：我们了解到您所在的机构，Palo Alto医学基金会，因其实现了高级电子健康档案（EHR）而享誉美国，这项技术为什么能够造福患者并为患者带来何种好处呢？

　　Yu教授：大数据信息技术在多个不同领域带来了巨大变迁，然而众所周知，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却一直是滞后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这么认为，因为医疗保健系统早已资金不足，不能够负担起基础设施和用于改善信息技术的资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涉及了非常复杂的数据（量大且种类多）。同时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目前主要集中于个体患者的治疗，而没有群体健康的理念。这个理念关心的是综合数据。我们不是简单地说，我面前有一个转移性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而真正要问的问题是，在随后的1000例转移性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将面临什么？这就是所谓的群体健康理念。为了实现这一理念你就需要汇总大量数据，而这正是信息技术的真正价值所在。在此数据基础之上，你就能努力采用预后更好的治疗方法，进行更好的研究、更快地得出研究结果，以此提高治疗的质量。

　　ASCO正在建立这样一个信息共享、信息整合或数据勘探的机构，我们称之为CancerLinQ，允许不同的电子健康档案传递数据，使得我们可以整合这些数据并更好地了解和学习它。这是未来两年间，我们将花费主要资源开发的令人振奋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