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是全球肝癌防治的“主战场”，占全球新发病例的75%。而第19届国际肝癌协会（ILCA）年会在中国香港的召开，为国际肝癌诊疗智慧融合搭建了核心交流平台。在此背景下，ILCA与中国中青年肝癌研究协作组（CLEAP）联合举办高峰论坛，推动前沿肝癌诊疗理念与区域实践的深度融合。本次《肿瘤瞭望》圆桌派特邀周俭院士并领衔多位中国肝癌领域专家，围绕亚太地区中晚期肝癌的综合治疗、区域指南特色、多学科协作（MDT）模式、青年学者培养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分享中国经验，凝聚区域智慧。愿这份思想碰撞，为肝癌防治注入更强合力，让区域智慧照亮全球肝癌治疗的新征程。
编者按：亚太地区是全球肝癌防治的“主战场”，占全球新发病例的75%。而第19届国际肝癌协会（ILCA）年会在中国香港的召开，为国际肝癌诊疗智慧融合搭建了核心交流平台。在此背景下，ILCA与中国中青年肝癌研究协作组（CLEAP）联合举办高峰论坛，推动前沿肝癌诊疗理念与区域实践的深度融合。本次《肿瘤瞭望》圆桌派特邀周俭院士并领衔多位中国肝癌领域专家，围绕亚太地区中晚期肝癌的综合治疗、区域指南特色、多学科协作（MDT）模式、青年学者培养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分享中国经验，凝聚区域智慧。愿这份思想碰撞，为肝癌防治注入更强合力，让区域智慧照亮全球肝癌治疗的新征程。
院士寄语
从前辈寄望到贡献全球的薪火相传
周俭院士：回顾二三十年前，我的导师汤钊猷院士就曾鼓励我们要放眼世界，努力在国际学术界争取一席之地。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包括众多院士与前辈的推动，如今我们已经走上了科学、规范的研究轨道。
从国际交流与学科传承的角度来说，中国学者和学科带头人既可以凭借扎实的循证医学证据，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主动发声，把经过验证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推向世界，同时也能搭建国际合作平台，为青年医师创造与全球顶尖学者交流的机会。而当前我们手握越来越多高质量研究成果、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的态势，正是开展这些工作的重要机遇。我相信，中国的新型研究成果不仅能造福中国患者，更能为全球患者带来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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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联合
ILCA与CLEAP共绘肝癌研究新蓝图
《肿瘤瞭望》：二位作为ILCA候任主席和中国中青年肝癌研究协作组（CLEAP）的领导者，您如何看待ILCA与CLEAP在推动肝癌研究和诊疗方面的潜在合作契机？您认为未来双方在推动肝癌研究和诊疗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合作方向？
陈林教授：ILCA是一个国际性的肝癌学术组织，在全球肝癌研究与教育领域发挥着引领作用；而CLEAP作为中国大陆肝癌领域中青年专家学者的重要组织，也在推动国内肝癌学术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二者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
首先，当前中国的许多肝癌研究已处于国际前沿水平。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合作，助力更多中国青年医生和学者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其次，通过合作也能让国际同行更加了解中国医生的专业水平。过去我们或许更多处于学习阶段，但如今中国在诸多研究方向和诊疗理念上已与国际接轨，部分方向甚至实现领先。因此，双方合作是一个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过程。期待未来一两年内，ILCA与CLEAP能够在更多领域展开更紧密的合作。
孙惠川教授：此次能与众多CLEAP成员在香港共同参与ILCA会议，我感到十分荣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ILCA官方与CLEAP的中青年骨干及创始成员共同召开了专题会议，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离不开徐立教授、毕新宇教授、陈拥军教授的大力支持。
会议期间，中国大陆的中青年专家与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专家，以及日本、泰国的专家围绕肝癌领域的关键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议题设置极具针对性，不仅让我们系统了解了不同地区的肝癌诊疗指南、临床实践路径，更通过各国专家对诊疗难点的剖析及解决方案的探讨，从多元视角深化了对疾病本身及诊疗策略的认知，为推动全球肝癌诊疗进步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外，我们更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助力中国中青年专家与国际同行建立深度联系、增进学术友谊。这不仅能为他们未来走向国际舞台积累更多支持，更能帮助其拓宽学术视野，这也是此次会议的核心目标。
亚太引领
从特色指南到治疗范式的创新探索之路
《肿瘤瞭望》：请简要分享中国大陆指南与共识有哪些特色？同时，亚太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肝癌诊疗指南方面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在中晚期肝癌综合治疗方面形成了哪些关键的共识和积极影响？
谭广教授：中国肝癌发病人数约占全球的45%，且约77%的患者与HBV感染相关，而国际上肝癌的病因更多源于HCV、酒精性肝硬化或脂肪性肝病。因此，在发病机制和病因学上，中国肝癌与国外存在一定差异。
此外，中国肝癌患者在确诊时多为中晚期，早期肝癌可接受手术的患者比例不足30%。初诊时肿瘤负荷普遍较大，约23%的患者伴有门静脉癌栓。中国肝癌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约为52岁，较日本肝癌患者年轻约20岁，较北美肝癌患者年轻约10岁。基于这些特点，我国在2022版和2024版《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的基础上，已完成2026版指南的修订工作。该指南由樊嘉院士牵头，预计将于明年正式发布。
该版指南与欧洲指南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泰国等亚太地区指南相比，更注重中国肝癌的实际情况，在手术适应症推荐上与其他地区指南存在共同点，但也有所不同，《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适合手术的患者，推荐范围从CNLCⅠa期延伸至Ⅲa期，部分中晚期患者也具备潜在切除可能，因此“转化治疗”在我国指南中占有重要地位。
自2020年起，我国已开始采用“局部+系统治疗”作为肝癌转化治疗的主要模式。近期发布的LEAP-012研究、EMERALD-1研究、TALENTACE研究均观察到了PFS的改善，为这一模式提供了有力的循证证据支持。其中LEAP-012研究虽提前终止，但中期分析显示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TACE组在PFS上显著获益，达到了预设的双终点之一，（按研究统计分析设计）达到了该研究为阳性结果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LEAP-012研究在中国人群中显示了积极的OS获益，并且客观缓解率达到76.2%（mRECIST标准），意味着在中晚期疾病负担较重的患者中，有望带来更高的转化成功率，为患者带来手术切除的机会。
此外，在转化治疗领域中TALENTOP研究的阳性结果，标志着经系统治疗后转化成功的患者接受手术切除能够带来更长的生存获益。
总体来看，中国在肝癌转化治疗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并逐步通过高级别临床证据向国际学界传递我们的理念与实践经验。
《肿瘤瞭望》：近年来亚太地区肝癌研究在中晚期综合治疗领域呈现出哪些主要的发展方向？在治疗模式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
陈敏山教授：中晚期肝癌大多已失去手术切除机会。以往的治疗主要依赖介入治疗和药物治疗。亚太地区作为肝癌高发地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我看来，当前亚太地区中晚期肝癌治疗研究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首先，在介入治疗方面，过去以单纯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为主。近年来，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在亚太地区已广泛应用。日本、韩国以往多采用以顺铂为基础的HAIC方案，而近十年来，我国采用了以奥沙利铂为主的FOLFOX4方案，取得了显著疗效。目前，HAIC在介入治疗中的占比已提升至约50%，在我们中心更是达到了76%，显示出其在介入治疗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在治疗模式上，国际上以往常将介入治疗与药物治疗分开进行。而我国专家较早地将介入治疗与系统性药物治疗相结合，形成了“局部+全身”的联合策略，并已广泛应用。近年来，这一经验逐渐获得国际认可。例如，TACE联合免疫治疗及靶免治疗、HAIC联合靶免治疗等等方案已在临床广泛应用。我中心针对中晚期肝癌，尤其是晚期肝癌患者，已将HAIC联合靶免治疗作为常规治疗方案。近期发布的国际Ⅲ期LEAP-012研究，采用TACE联合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的方案取得阳性结果：与单独使用TACE相比，联合治疗组的中位PFS从10.0个月延长至14.6个月，进一步验证了联合治疗的有效性，已获国际认可。
第三，在治疗理念方面，以中国专家为代表提出的“转化治疗”理念在国际舞台日益受到重视。通过对中晚期不可切除肝癌患者进行转化治疗，使其重新获得手术切除机会，显著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这是当前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此外，多学科综合治疗（MDT）模式也逐渐深入人心。以外科为核心，联合介入、药物、消融、放疗等多学科协作，已成为未来肝癌治疗的重要发展趋势。
育木成林
系统性平台助力青年学者走向国际舞台
《肿瘤瞭望》：在肝胆肿瘤中青年学者培养中，系统性的发展支持至关重要。请两位教授从CLEAP青年协作组建设角度，分享促进青年学者科研能力提升与职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和特色机制？
孙惠川教授：青年学者无疑是领域未来发展的希望。经过十到二十年的系统训练，他们已在临床诊疗技术方面打下扎实基础，对临床问题形成了独立的思考与见解。CLEAP的使命之一，正是在临床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上与他们深入交流，帮助其中一部分学者强化科研能力，未来能够引领中国研究走向国际舞台。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数年前便开始与多家合作单位共同开展系列培训，内容涵盖临床研究的设计与解读、研究成果的有效展示等，旨在系统性提升中青年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未来，我们还将通过“CLEAP GO”这一国际化学术平台，组织学者与海外专家进行全英文的面对面交流。我们相信，这类活动将有力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
谭广教授：自CLEAP创立以来，其宗旨始终是全面提升青年专家在临床科研、基础研究及临床实践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并助力他们走上国际学术舞台。
该组织由孙惠川教授发起，并联合毕新宇教授、徐立教授、陈拥军教授、刘秀峰教授及王葵教授等多位专家共同创立。发展至今，CLEAP已取得显著成果，包括在顶级期刊发表多篇论文，以及推动多项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实施。
这一平台为众多中青年专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同时，作为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现任主委，孙惠川教授也高度重视青年学者的成长。在专委会框架下，我们成立了中青年专家工作组，旨在依托CLEAP及CACA的学术资源，为青年学者创造更多展示机会，支持他们开展高质量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并助力其更快走向国际。
中国作为肝癌大国，在临床与基础研究多个方面已逐渐获得国际同行认可。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平台建设与机制支持，中国青年学者必将在国际肝癌研究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肿瘤瞭望》：CLEAP在肝癌研究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科研成果？请您分享一下代表性的研究项目或发现？
陈拥军教授：依托CLEAP平台协作共赢的模式，有数十项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正在开展，多项基于CLEAP平台的研究已产出成果，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这些研究既是对我们自身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有助于回应和解决当前临床实践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近期，由CLEAP中国中青年肝癌研究协作组发起的CLEAP2302研究，评估了免疫联合介入治疗及仑伐替尼或贝伐珠单抗三联模式在中晚期肝癌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并取得积极结果，目前已成功发表于Liver Cancer。该研究纳入了全国共计21家中心735例初始不可切除HCC患者数据。研究结果显示：相较贝伐珠单抗组，仑伐替尼组表现出显著优势，包括降低死亡风险、生存获益和肿瘤缓解深度等。这一真实世界数据验证了中国外科医生的临床应用感受——仑伐替尼在转化治疗中起效较快，客观缓解率（ORR）较高（42.7%vs.35.2%），因此更常被应用于转化治疗。CLEAP2302研究为转化治疗药物的选择提供了真实世界数据参照，有助于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更有信心地运用与选择系统治疗药物。
中国智慧
MDT从体系建设到全病程管理的模式升级
《肿瘤瞭望》：近年来肝癌MDT重要地位凸显，如代表性的《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2025年版）》今年正式发表，大陆与在MDT临床实践方面分别有哪些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促进亚太地区MDT模式的交流与推广，以提高整体肝癌综合治疗水平有哪些借鉴意义？
陈敏山教授：中国在肝癌多学科诊疗（MDT）方面已走在国际前列。众所周知，肝癌治疗方法多样，但单一手段疗效有限，需要多种治疗方式联合才能进一步提升疗效。同时，部分肝癌病例的治疗方案选择存在重叠性，例如小肝癌可采用手术切除、消融治疗、肝移植、放疗甚至TACE等多种方案，如何精准优化选择，也需要MDT团队的综合研判。
我国在MDT体系建设方面起步较早。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为例，我们长期推行MDT理念与制度。作为外科医生，我们较早掌握了超声引导消融、介入和药物治疗等多种技术，这为开展MDT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4年，我作为广东省肝癌专业委员会主委，牵头发布了首部《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建立——广东专家共识（1）》和《肝癌多学科联合治疗策略与方法——广东专家共识（2）》；2019年作为全国主委，组织编写了全国性MDT共识，有力推动了MDT理念的普及。如今，随着转化治疗的广泛应用，以及TACE、HAIC和靶免药物的疗效提升，MDT更显重要。当前多数医院已建立以外科为主导，联合介入科、内科的MDT团队。
今年发布的第二版《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新版共识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肝癌MDT诊疗的标准化、精准化水平，探索并构建更贴合中国患者需求的肝癌综合治疗体系，为更多肝癌患者点亮生存新希望。
陈拥军教授：国内外指南越来越多地推荐MDT诊疗作为肝脏肿瘤的标准诊疗模式，我院上海瑞金医院肝脏肿瘤MDT团队已稳定运行十余年，我们深刻体会到这一模式能为医患双方带来显著获益。
首先，我国肝癌患者多数确诊时已属晚期，且常合并严重肝硬化及肝功能不全。如今介入治疗、靶向联合免疫等新疗法不断涌现，通过MDT整合外科、介入科、肿瘤内科及肝病内科（感染科）等专业力量，能显著提升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其次，MDT也是医生继续教育的重要平台。通过多学科讨论，医生能更深入地掌握最新治疗策略，提升个体诊疗能力。团队内年轻医生借此快速成长，构成MDT的另一重价值。
近期，我们还在探索MDT模式的升级。我院即将成立“肝脏中心”，将原有的MDT门诊升级为集门诊、病房、临床研究为一体的综合平台。该中心不仅以MDT为核心实施综合治疗，更注重肝肿瘤全病程管理——从慢性肝病、肝硬化到肝癌的全程干预，兼顾抗肿瘤疗效与肝功能维护、不良反应管理，最终延长患者生存。
此外，我们在晚期肝癌治疗中还观察到一种现象：部分患者在接受MDT团队综合治疗后，虽初始目标并非手术转化，却在治疗过程中意外获得了根治性切除机会。这表明MDT能通过动态评估、灵活调整策略，实现“非刻意转化”的良好结局，让患者获得更多治愈机会。
周俭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学部委员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上海市科技精英
国家卫健委《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指南》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亚太原发性肝癌专家联盟（APPLE）主席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兼总干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肝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
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执行理事
上海市医学会器官移植专科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5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其中第一完成人1次、第二完成人2次）
在Lancet（2篇）、Cell、J Clin Oncol、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Lancet Oncol、STT、Cell Res等杂志，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包括共同）发表SCI论文142篇，H-index指数94
陈林教授
医学博士（MD）
香港中文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临床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士
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士
英国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肝胆胰及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与转化研究
已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
担任国际肝癌协会（ILCA）执行委员会候任主席
受邀担任《肝脏病学杂志》《肝癌》《医学肿瘤治疗进展》等多家期刊的副主编
孙惠川教授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所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胆肿瘤与肝脏移植外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肝癌委员会执行主任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肝脏微循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上海市领军人才
国家卫生健康委《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2019、《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2024版撰写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陈敏山教授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肝脏外科主任导师
中山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肝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肝癌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肝癌分会首任主任委员
广东省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肝脏外科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癌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肝癌学组委员
香港中文大学求佳外科客座教授
中山医校友会会长
从事肝癌的临床和研究工作30年，临床上以外科为主，熟练掌握肝癌的多种治疗手段，如肝癌手术切除、消融治疗、介入治疗和药物治疗等，均有着数千例的临床经验，并积极推广肝癌的多学科MDT综合治疗。共发表肝癌研究论文563篇，连续十年名列爱思唯尔（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共有6篇临床研究论文被美国NCCN指南“肝癌”部分所引用。主持的研究“肝癌的多学科治疗策略与优化与应用”获得2016年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014年被评为首届“中山大学名医”、2017年被评为首届十大“广东好医生”。入选2024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榜。
谭广教授
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肝胆外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委会常委
中国胰腺病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胰腺外科学组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胰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胆道肿瘤专家委员会常委
IHPBA中国分会肝脏、胆道、胰腺肿瘤专委会常委
辽宁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副主委、胰腺外科学组组长
大连市医学会普通外科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中华消化外科杂志》、Hepatology、Liver Cancer、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肝癌专刊中文版等编委
陈拥军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普外科副主任上海市医学会普外科分会委员、肝脏外科学组副组长上海市抗癌协会肝胆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青年肝癌研究协作组（CLEAP）理事长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医促会肿瘤免疫治疗分会常务委员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肝脏肿瘤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委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消化外科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普外科分会委员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专家委员会胆道外科专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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